本文主要从射血分数以及病因的角度介绍心肌收缩力调节器（CCM）的最佳适应证人群选择。作为一项新近出现的器械治疗方法，CCM的最佳适应证人群仍需进一步的筛选，也需要新的临床研究拓宽CCM的适应证人群。

探讨左束支起搏对症状性心动过缓合并右束支传导阻滞患者的心电学影响。

连续纳入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因症状性心动过缓合并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并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拟行左束支起搏的患者，记录标准12导联体表心电图。比较左束支起搏术前与术后V₁导联QRS波形态、QRS时限、右心室延迟激动时间（dRVAT）、左心室达峰时间（LVAT）及心室间延迟时间（IVD）的差异。

共入选53例患者，年龄（72.15±9.39）岁，男34例。其中46例（86.79%，46/53）成功完成左束支起搏。术前V₁导联以rsR’型为主38例（38/46，83%），术后QRS形态以Qr型为主29例（29/46，63%）。左束支起搏可以显著缩短QRS时限［（149.09±12.81）ms对（112.46±9.64）ms，P<0.001）］，其中35例（76.08%，35/46）患者的QRS时限完全纠正，10例（21.73%，10/46）部分纠正，1例（2.17%，1/46）未纠正；IVD显著缩短［（58.28±12.54）ms对（34.34±8.87）ms，P<0.001］；但在dRVAT方面左束支起搏术前与术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0.47±12.40）ms对（100.86±10.57）ms，P=0.955］。与术前相比，左束支起搏延长LVAT［（42.46±6.95）ms对（66.53±10.83）ms，P<0.001］。

左束支起搏可显著缩短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患者的QRS时限，并改善其心室间电学同步性，产生以Qr型为主的起搏后QRS波形态。

比较高分辨弥散加权成像（hDWI）和常规DWI（cDWI）检测心房颤动（房颤）导管消融相关无症状性脑栓塞（ACE）的发生率及其特征。

连续入组2018年11月至2018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32例房颤消融患者，以及上海市东方医院2019年1月至2019年2月的18例房颤消融患者。消融前24 h进行头颅高分辨率DWI检查以除外近期脑栓塞事件，消融后48 h内重复hDWI和cDWI检查。比较同一患者消融术后hDWI与cDWI中ACE的发生率、数量、大小和位置。

与cDWI相比，hDWI显示急性ACE的发生率更高（70%对42%，P<0.001），ACE病灶数量明显更多（102对42，P < 0.001），且hDWI测量的病灶尺寸较大（5.42 mm对4.21 mm，P < 0.001）。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受损（P=0.047）和术中激活凝血时间较低（P=0.003）与ACE发生相关。

hDWI能够更好地显示房颤消融相关ACE的发病情况及病灶特点。在评估ACE的研究中应考虑磁共振设置。

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CIED）是治疗严重心律失常及部分心力衰竭的有效方法，由于疾病本身的严重性和侵入性的治疗方式，造成部分患者的各种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本文将介绍和探讨CIED手术伴心理疾病的现状、识别及治疗。

心房颤动患者常合并急性冠脉综合征或需要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这类患者需同时口服双联抗血小板药和抗凝药进行三联抗栓，出血风险显著增加。近年发表多项随机对照研究证实了直接口服抗凝药联合P2Y₁₂受体抑制剂的双联抗栓治疗的安全性和疗效，并获得指南和专家共识的广泛认可，推荐基于患者的血栓栓塞风险、出血风险制订个体化的抗栓降阶方案，尽早停用阿司匹林，转为双联抗栓治疗。但三联抗栓降阶为双联抗栓的时间节点尚存争议。新发表的AUGUSTUS研究和MASTER DAPT研究的事后分析共同提示：30 d以后三联抗栓无明显疗效获益，且增加出血风险。最新研究为三联抗栓获益的最长30 d时限提供了有力证据。

冠心病是我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首位原因，而抑郁是冠心病预后不良、再发急性心血管事件及死亡率增加的重要危险因素。在临床实践中，一线心血管医生对冠心病合并抑郁认知不足，导致患者未接受合理的评估和治疗，严重影响其长期预后。所以对这类患者如何做到早期识别、正确评估和正规治疗已成为临床心血管医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中国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合并抑郁的现状以及抑郁对ACS患者心血管预后的影响提供有力的流行病学资料。

连续入选2017年4月到2019年4月因ACS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治疗的患者，记录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发生以及评估抑郁症筛查量表（PHQ）。分析患者的抑郁评分变化以及与MACE发生的关系，计算MACE发生风险，分析不同时间点发生的抑郁对MACE发生的影响，最后利用时间依赖变量分析（Cox回归模型以及联合模型）探讨重复测量的抑郁对于MACE发生的风险。

入组并完成随访910例ACS患者，其中女210例，年龄60（53，66）岁，抑郁患者占比达26.4%（240/910）。基线抑郁是ACS患者MAC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HR=2.42，95%CI 1.8~3.26， P<0.001］。人群归因分数（PAF）分析显示与基线抑郁相比，末次访视抑郁与MACE发生的关系更为密切［30.16%对18.75%］。同时，时间依存协变量分析显示重复测量的抑郁是MAC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HR=4.01，95%CI 2.97~5.41， P<0.001）。

ACS患者合并抑郁并不少见，入组基线以及重复测量的抑郁显著增加了ACS患者心血管不良预后的风险，需重视该类患者并进行必要的定期抑郁评估。

评估冠状动脉病变复杂高危且有介入治疗指征的患者（CHIP）经肘正中静脉入路漂浮导管监测下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这是一项单中心、回顾性、观察性研究。入选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行PCI治疗的CHIP，术中使用经肘正中静脉漂浮导管监测的患者为观察组，同期未使用者为对照组。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合并症、血脂等参数。比较两组住院期间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发生率。观察组术前、术后进行相关压力监测，并比较术前术后肺毛细血管楔压（PCWP）、肺动脉压（PAP）、右心房压力（RAP）、右心室压力（RVP）变化。

共入组98例患者，年龄（67.16±11.56）岁，其中女35例。观察组49例，对照组49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合并症、血脂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术后住院期间MACE发生率更低［16.33%（8/49）对4.08%（2/49）， P=0.045］。与术前相比，观察组术后PCWP ［（22.58±7.78） mmHg对（18.25±6.93） mmHg， P=0.000）］、PAP ［（31.03±9.68） mmHg对（25.92±8.63）mmHg， P=0.000）］、RAP ［（14.26±5.80） mmHg对（12.06±5.65） mmHg， P=0.002）］、RVP ［（23.69±8.81） mmHg对（21.43±7.75） mmHg， P=0.021）］均下降。

CHIP-PCI常规行漂浮导管监测可精确反馈右心压力、指导治疗，保障手术顺利进行，降低围术期MACE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

探讨大隐静脉的不同获取方式对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效果的影响。

本研究是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外科行CABG的患者临床资料，如年龄、性别、合并症等。根据大隐静脉的获取方式将收集的患者分为内镜组（内镜获取大隐静脉）与常规组（传统开放获取大隐静脉）。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桥血管支数、术中大隐静脉桥血管流量、搏动指数，术后肾功能损伤、术后住院时间、重症监护室入住时间、下肢切口并发症，术后12~18个月桥血管通畅率、再发心绞痛、心肌梗死等资料。

共纳入132例患者，年龄（63.64±6.78）岁，男94例（71.21%， 94/132），其中内镜组58例，常规组74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合并症等基线资料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手术时间［（355.50±75.92） min对（346.55±68.74） min， P=0.480］、桥血管支数［2.00 （2.00， 2.00）对2.00 （2.00， 2.25）， P=0.677］、术中大隐静脉桥血管流量［79.00 （52.50， 115.50） ml对69.50 （46.75， 100.50） ml， P=0.196］、大隐静脉桥搏动指数［1.55 （1.38， 2.20）对1.60 （1.30， 1.90）， P=0.910］、肾功能损伤发生率（37.93%对24.32%， P=0.091） 、术后住院天数［10.00 （8.00， 15.25） d对11.00（9.00， 14.25） d， P=0.512］、术后住重症监护室时间［66.13（44.17， 98.21） h对66.38（43.81， 95.46） h， P=0.757］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12~18个月大隐静脉桥血管通畅率（87.7%对87.9%， P=0.938）、再发心绞痛（10.34%对10.81%， P=0.931）、心肌梗死发生率（10.34%对6.76%， P=0.53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无死亡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病例，无二次CABG病例。与常规组相比，内镜组下肢切口并发症发生率较低［5.17%（3/58）对16.22%（12/74）， P=0.0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大隐静脉的获取方式对CABG效果的影响没有差异，但内镜技术可以降低下肢切口并发症发生率。

本文通过回顾冠状动脉闭塞高风险主动脉瓣重度狭窄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患者的治疗经过，总结了行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后冠状动脉闭塞风险评估及处理方式。

探讨性格特征对心房颤动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选择2020年10月至2022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初诊心房颤动患者，收集其性别、年龄、酗酒情况等参数。采用心房颤动特异性生活质量问卷（AFEQT）评估其生活质量，依据AFEQT得分将患者分为高生活质量组（AFEQT≥80分）和低生活质量组（AFEQT<80分）。用艾森克人格测试（EPQ）成人版评估患者的性格特征，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心房颤动患者生活质量的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艾森克人格测试不同子量表得分［内外向性（E）、精神质（P）和神经质（N）量表］对患者生活质量的预测价值。

共纳入124例心房颤动患者，其中男62例，年龄（67.48±11.59）岁。高生活质量组27例，低生活质量组97例。两组患者在人口学因素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表明，酗酒（OR=1.328， 95%CI 1.016~1.877， P=0.033）和性格特征（P=0.016）是影响心房颤动患者生活质量的独立危险因素。E、P或N量表在独立预测受试者生活质量时的作用有限（P均>0.05），E量表和N量表联合可显著提高预测心房颤动患者的生活质量的能力（AUC=0.751，P=0.001）。

性格特征对心房颤动患者的生活质量有重要的影响，早期评价性格特征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评估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房颤）合并脑卒中患者的左心房功能与左心房低电压区的相关性。

入选2022年4月1日至9月30日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心律失常病区收治的房颤合并卒中患者。用超声心动图评估左心房的功能［如左心房最大容积（LAVmax）、左心房最小容积（LAVmin）、左心房容积指数（LAVI）等］，用消融术后窦性心律下的三维基质标测评估左心房内膜面的低电压区（LVZs），并根据LVZs面积分为有LVZs组（总LVZs面积比例>5%；）和无LVZs组（总LVZs面积比例≤5%），分析左心房功能与LVZs之间的相关性。

共入选患者26例，年龄（60.77±10.31）岁，其中女8例（30.77%，8/26），有LVZs组7例，无LVZs组19例。与无LVZs组相比，有LVZs组患者中女性多［71.4%（5/7）对15.8%（3/19）， P=0.014］，CHA₂DS₂-VASc评分更高（6分对3分， P=0.039）；LAVmax［（118.43±37.67） ml对（88.11±30.00） ml， P=0.043］与LAVmin［（97.00±37.59） ml对（54.89±29.42） ml， P =0.006）］均大、LAVI大［65 （59， 71）对44 （34，58）， P=0.004］、左心房射血分数（LAEF）低（18.93%±8.30%对40.39%±15.66%， P=0.002）、左心房储存功能差［21.98 （12.22， 37.04）%对64.52（38.57，111.43）%， P=0.002］。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女性（OR=54.814， 95%CI 1.104~2721.590， P=0.044）、低LAEF（OR=0.822， 95%CI 0.696~0.970， P=0.020）是左心房存在明显LVZs的独立危险因素。

基于超声心动图评价的左心房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房颤合并卒中患者的左心房LVZs水平，从而指导射频消融策略。

探讨肌酐清除率（CrCl）与中国急诊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房颤）患者预后的影响。

前瞻性纳入2008年11月至2011年10月在中国20家医院急诊就诊的房颤患者，并随访1年。根据CrCl水平，将患者分为4组：CrCl≥80 ml/min组、50 ml/min≤CrCl<80 ml/min组、30 ml/min≤CrCl<50 ml/min组和CrCl<30 ml/min组。主要临床终点事件为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血栓栓塞和大出血事件。应用Cox回归模型分析不同CrCl水平对主要临床终点事件的影响。

共入选863例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年龄为（69.4±13.8）岁，其中女性占57.6%（495/863），基线CrCl为（52.9±24.5） ml/min。1年随访中，126（14.6%，126/863）例患者死亡，不同CrCl组间患者死亡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2%对6.5%对16.2%对40.2%，P<0.001）。心血管死亡和血栓栓塞发生率亦随着CrCl水平的降低而增加。在多因素Cox分析中，与CrCl≥80 ml/min组相比，CrCl<30 ml/min组患者的全因死亡（HR=5.567， 95%CI 1.618~19.876，P=0.007）和心血管死亡（HR=11.939， 95%CI 1.439~99.031， P=0.022）风险最高。但对于血栓栓塞和大出血风险，经多因素校正后，不同CrCl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在中国急诊非瓣膜性房颤患者中，全因死亡随着CrCl的降低而增加。CrCl<30 ml/min是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心房颤动（AF）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高龄是AF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端粒是染色体末端TTAGGG重复序列串联而成的特殊核蛋白结构，端粒长度随细胞分裂不断缩短。外周血白细胞端粒长度（LTL）充分反映了其他细胞的端粒长度，可作为生物衰老的标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LTL缩短与AF发生风险有关，本文就LTL在AF发生及进展中的作用作一综述。

本文从冠状动脉微血管功能障碍、心外膜痉挛和神经调节改变等角度阐述了除阻塞性动脉粥样硬化外，可能导致慢性心肌缺血的机制，强调从单一的慢性冠状动脉“疾病”转移到更广泛和更包容的“慢性心肌缺血综合征”的概念。同时对慢性心肌缺血综合征的概念、机制、诊断、治疗和预后进行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对未来心肌缺血治疗临床实践模式的转变有促进作用。

探讨符合心房颤动（房颤）更好的管理（atrial fibrillation better care，ABC）管理路径对中国急诊房颤患者预后的影响。

纳入2008年11月至2011年10月在中国20家医院急诊就诊的房颤患者，并随访12个月。根据患者是否符合ABC管理路径分为2组：符合ABC路径组与不符合ABC路径组。主要临床结局事件为全因死亡，次要临床结局事件为心血管死亡、卒中和大出血事件。应用Cox回归模型分析上述事件的影响因素。

共纳入2 015例房颤患者，年龄（68.5±13.3）岁，其中女1 104例（54.8%）。随访12个月，符合ABC路径组（126/2 015例，6.3%）患者死亡4例（3.2%，4/126），其中心血管死亡1例（0.8%，1/126）；不符合ABC路径组（1 889/2 015例，93.7%）患者死亡275例（14.6%，275/1 889），其中心血管死亡163例（8.6%，163/1 889）。两组患者卒中和大出血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Cox模型分析显示，与不符合ABC路径组比，符合ABC路径组的全因死亡风险（HR 0.211，95% CI 0.078~0.572，P=0.002）和心血管死亡风险（HR 0.085，95%CI 0.012~0.612，P=0.014）均显著下降。

在当代真实的中国急诊房颤患者队列中，符合ABC路径的临床综合管理与显著降低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风险相关，采用ABC路径的综合管理可以改善房颤患者的预后。

回顾性总结单中心心脏再同步治疗（CRT）相关并发症概况为临床对CRT患者的管理提供相关经验。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纳入2009年6月至2021年6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植入CRT的心力衰竭（心衰）患者，按照植入装置类型分为心脏再同步治疗除颤器（CRT-D）组和心脏再同步治疗起搏器（CRT-P）组，分析患者术中、术后发生左心室导线植入失败、膈肌刺激、冠状静脉系统损伤等相关并发症的情况及原因。

共纳入469例患者，其中男359例（359/469，76.55%），年龄（62.31±11.69）岁，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为34.76%±7.96%，术前QRS时限为（161.82±30.57）ms。左心室导线植入成功率为95.1%（446/499）。术中膈肌刺激2例（0.43%）；急性左心衰竭3例（6.40%）；冠状静脉夹层15例（3.19%）；囊袋血肿4例（0.85%）；导线脱位10例（2.13%），其中急性脱位2例（20%）、亚急性脱位4例（40%）、迟发性脱位4例（40%）。

CRT术中发生相关并发症的风险较高，同时也要警惕和排除发生相关术后并发症的可能。

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疾病的终末表现，心力衰竭患者合并室性心律失常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现象，室性心律失常是心力衰竭患者心脏性猝死的主要原因。通过研究心力衰竭患者室性心律失常发生机制和猝死风险，对患者进行危险分层并实施安全有效的干预措施，对于降低心力衰竭患者的死亡率及改善预后有重要临床意义。

糖尿病和心力衰竭作为全球疾病负担，与之相关的治疗研究进展一直备受关注。恩格列净是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中的一种，不仅作为新型降糖药物近年来广受欢迎，且目前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其对心力衰竭也同样有获益，是目前被证明可降低心血管死亡发生风险的SGLT-2i。恩格列净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在得到证实的同时，其治疗心力衰竭的机制也成为如今的研究热点。